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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中新网1月12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为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案例一强调，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案例二明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刑事责任的，可以依法追加起诉。案例三明确，检察机关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案例四表明，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单办理，积极能动履职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百姓利益的“小案”当成“天大的案件”办好。案例五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要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作用，助力农民工依法讨薪。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1.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范某某挂靠江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以该劳务公司名义从某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建设公司)承接南昌市某项目劳务工程。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该项目实际施工负责人范某某陆续雇佣20余个农民工班组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建设公司支付劳务费人民币1967万余元，并转至范某某实际掌控的银行账户内。2020年1月，因范某某拖欠农民工工资，该项目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陆续向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被拖欠工资情况。为妥善支付工人工资，建设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额外结算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发放所拖欠的工人工资，但范某某收到汇票后，仍拒不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2020年10月23日，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但范某某既不提交该项目的全体员工名册、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表、工资表、支付凭证等相关材料，也不按照限期整改指令书进行整改。截至案发，范某某拒不支付220余名工人工资总计人民币623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1年2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此案，范某某得知后潜逃，同年10月19日被抓获归案，11月2日被依法批准逮捕。2021年12月29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因范某某当庭翻供不认罪，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2022年5月7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范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范某某收到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2022年9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过程】

　　1.提前介入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劳务公司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建议高新区劳动监察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并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随着侦查机关取证的深入，确定范某某系挂靠劳务公司实施了本案犯罪行为，范某某系本案犯罪嫌疑人。

　　2.开展补充侦查，完善证据追加起诉。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立即采取公告方式发布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部分之前未报案的被欠薪工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采取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的方式补充侦查、完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仍有部分被欠薪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根据新查明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通过全面依法指控，准确有力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办案效果。

　　3.协同化解涉案风险，拓宽渠道追讨欠薪。由于本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机关做好工作预案的同时，与区管委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应急管理局信访办等部门联动，耐心释法说理，安抚工人情绪，引导理性维权。同时，与区劳动监察局、涉案建设公司多次沟通，协调建设公司积极筹得薪资441万余元垫付给欠薪工人。检察机关还对部分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开展了国家司法救助，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成果得到有效维护。

　　4.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机制。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农民工用工及工资支付方面的监督管理问题，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发出检察建议，从全面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加强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深入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区管理委员会采纳检察建议，建立完善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动机制，定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了打击“恶意欠薪”长效合作机制。

　　【典型意义】

　　1.依托“两法衔接”强化立案监督，从严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检察机关主动履行监督职责，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排查工作，发现线索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方式完善证据，注重全过程接收被害人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有新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准确认定。对于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悔罪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2.打击、追讨、司法救助同步，守护“民薪”赢得“民心”。该案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案发时正值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与“为民办实事”并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群体追索欠薪诉求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商议挽回被欠薪工人工资损失的解决方案，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系统性、根源性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诉源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2.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6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柏某，陆续招用郁某某、王某某等人从事公司电子加工等工作。工作期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拖欠郁某某、王某某等30名员工工资共计137119元。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先后向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柏某下达四次行政指令，责令其支付所欠员工工资，逾期仍未执行，同时柏某以在外地出差为由拒不接受行政指令发放拖欠员工工资，并频繁变更联系电话，逃匿支付员工工资。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28日，柏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21年11月9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柏某与30名劳动者达成还款协议，并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经召开听证会，2021年12月24日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审查，2022年6月1日检察机关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对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柏某提起公诉。柏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适用缓刑，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认罪服判。

　　【检察履职情况】

　　1.依法批准逮捕，切实保障刑事诉讼，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提请批准逮捕时正值春节前夕，被欠薪人数较多，农民工要求追回欠薪的诉求强烈。犯罪嫌疑人长期逃匿在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公安机关从外地抓获到案，鉴于其具有逃跑可能，检察机关依法对柏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释法说理，追回部分拖欠劳动报酬。依法追缴劳动报酬对30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多名贫困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强化对柏某的释法说理工作，促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考虑到公司经营受经济形势影响，柏某经济状况无法支付全部欠款，经与被害方代表多次沟通，最终促使柏某达成了部分支付劳动报酬的还款协议。2021年12月8日，柏某委托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

　　3.能动履职，追加遗漏欠薪被害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有遗漏的被害人，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联系相关被害人，在补充工资明细表、向柏某核实情况等相关证据后，继续帮助追讨遗漏部分被害人工资，最终全部被害人的权益均充分得到保障。

　　4.全面审查在案证据，追加起诉被告单位。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证据时，发现拖欠工资、双方签订合同的主体均是劳动者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是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最终法院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

　　5.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提升办案质效。在柏某与被害人达成还款协议后，检察机关召开了听证会，经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保障企业继续经营，对柏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时，检察机关继续关注柏某的还款落实情况，发现其已在积极筹措资金还款，并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司法局出具的社区矫正意见等，依法对柏某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当前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本案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的刑事责任。在进一步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后，检察机关发现本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的合法单位，具备主体资格，郁某某等30名员工均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追讨回欠薪，检察机关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追加为被告单位进行起诉，为欠薪企业划出红线。

　　3.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江苏省宜兴市某有限公司承建沛县新城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2020年3月至7月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某从发包公司结算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等合计人民币1816万余元。但其收到款项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各工程队劳务工资，共计拖欠23名工人工资67.44万元。工人多次投诉、信访反映此情况。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12月6日、12月18日先后两次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但潘某某逃匿外地拒不支付。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23日，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至沛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1年3月10日，检察机关对潘某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稳定就业、助民企纾困等多种因素，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强制措施。在潘某某认罪认罚、全部清偿拖欠工人工资、取得被害人谅解后，2022年3月2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准确把握“恶意欠薪”逮捕标准，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潘某某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拒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并逃匿外地，引发上访，在审查逮捕阶段拒不认罪，对于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拒不交代去向，具有妨碍诉讼的可能。检察机关聚焦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详细查阅工人工资清单、企业账目往来等材料，主动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确认潘某某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且逃匿的事实后，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保就业促稳定，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批捕后的侦查阶段，潘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检察机关及时开展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涉案企业承揽的工程系沛县民生工程，工人达100余人，且案发正值疫情初期，经济下行，若继续羁押潘某某可能对企业发展及职工就业产生较大影响。经充分考量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及涉案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问题，检察机关对潘某某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3.开展多方协作，促成农民工工资全部清偿。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间，检察机关主动邀请工程发包方、工人代表、辩护律师进行面对面沟通。向工程发包方阐明案件事实及工人疾苦，促使发包方先行垫付工人工资30余万元；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开示全案证据，逐笔核算发包方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督促潘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支付剩余拖欠的30余万元工资，促成工人工资全部清偿，化解了工资拖欠矛盾；向工人代表耐心释法说理，促使工人对潘某某予以谅解。

　　4.深化诉源治理，督促启动企业合规审查。针对涉案企业在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涉案企业表达合规意愿后，2021年10月，检察机关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启动企业合规整改，设立合规事务部，补充制定《合规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合规文化体系；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公布用工主体的联系方式及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电话；建立农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表，加强考勤统计；设立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明确施工方、分包方具体职责，完善劳动合同、进出场登记、考勤等方面的管理。2022年1月15日，该企业合规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累计建立完善相关制度5项，整改问题12个。

　　5.开展专项调研，制发检察建议力促行业规范。鉴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频发，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化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向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阅了近三年欠薪案件，发现存在立案调查不及时、“两法衔接”意识不强、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2021年6月，检察机关向该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会同公安、住建等部门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开展劳动监察执法培训，督促指导20余家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用工管理等制度，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1.依法充分履职，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坚持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动态审查把握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变化条件，对已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依法变更或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或向相关机关提出建议。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一体化推进，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主动对接辩护律师、工程发包方、犯罪嫌疑人家属等多方，必要时与行政主管部门衔接联动，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经审查对依法不需要刑罚处罚、没有起诉必要的，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依法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充分考量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等多重叠加因素，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坚持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为工人持续就业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对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审查，推动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完善用工、薪资及财务管理各项制度。推动民营企业规范运营，以“真合规”“真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4.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某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该公司从贵州某建筑公司承接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某施工项目，刘某某雇佣李某、王某等18名农民工加工制作“钢筋笼”。工程结束后，刘某某仅向李某等人支付部分工资，李某等人多次讨薪未果，于2021年9月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该情况。经调查，发包方已全额支付工程款，刘某某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拖欠李某等18人工资23.32万元。劳动监察部门向刘某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限期支付。至整改期届满，刘某某仍未支付。劳动监察部门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21年11月11日刘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12日，刘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公安机关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工作，刘某某表示愿意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于2022年10月25日将该案移送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犯罪情节轻微、社会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2022年11月3日，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紧扣关键节点促进矛盾化解，依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被害人，发现春节将至被拖欠工资的18位农民工仍奔波在讨薪维权路上，其中王某在施工中受伤亟需治疗，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只能靠工友们捐款医治。为保障农民工在春节前能及时拿到欠薪，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刘某某终于表示愿意筹款支付所拖欠工资。鉴于刘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捕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检察机关督促下，春节前刘某某将拖欠的23.32万元全额支付，18名农民工表示谅解刘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综合考虑刘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该案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条件，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制发检察建议，引导开展小微企业合规。办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刘某某经营的劳务公司存在工资支付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混乱、管理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该公司虽为小微企业，但在本市承接多个建设项目，涉及农民工上百人。考虑到公司有合规意愿，检察机关遂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合规整改。该公司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通过2个月的合规考察期，检察机关及相关部门对企业合规整改进行验收，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听证员意见，一致认可企业整改成效，经评估通过合规考察。

　　3. 推动诉源治理，构建常态化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抓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233”工作法，即深化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两项认识，立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搭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专案查办、“诉前和解+检调对接”“行政+司法+新媒体”衔接融合三项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开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专案查办通道，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因案施策，2021年以来为70余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80余万元。检察机关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将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类案件纳入诉前矛盾调解工作范畴，促使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2021年以来办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全部实现“一案一和”、案结事了。

　　【典型意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办理是“小案件、大民生”的生动写照。检察机关在拒不支付劳动案件办理中，除了发挥刑罚的打击震慑效果，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增强执法活动的实效性。本案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中属涉案金额不大的“小案”，但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化工作、简单办理，而是将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救命钱始终作为根本职责与重大使命，在“小案”上下“大功夫”。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到个别多次讨薪未果的农民工面临着就医、生活等实际困境，单纯的刑事打击、就案办案并不能直接缓解被欠薪者的困难处境；及时组织劳资双方座谈，联合多部门制定追缴工资方案并督促落实到位；督促涉案人员及时筹集资金，直到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老百姓利益、弱势群体保护的“小案”当成检察机关“天大的案件”认真办理，是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5.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兰某某系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海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起，海旺公司因经营不善，陆续出现拖欠员工工资情形，截至2021年12月，海旺公司共拖欠王某、金某某等28名员工工资153万余元。

　　2021年10月14日，鄂州市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兰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兰某某于同月25日核对《员工拖欠工资投诉表》并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核对员工工资后，承诺在40天左右支付拖欠的工资。区人社局于10月25日向海旺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海旺公司于同年11月6日前足额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但兰某某在承诺期限内未支付拖欠工资。区人社局于同年12月8日和12月13日多次发送短信要求兰某某于当月13日之前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回复收到短信并说明其在十堰市处理欠款事宜，三日内返回鄂州。后未如期接受调查。

　　【诉讼过程】

　　2022年1月19日，区人社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于2022年3月4日决定对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立案侦查。3月7日，兰某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5月31日，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请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该院于同年6月13日决定对兰某某不批准逮捕。后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予以撤销。

　　【检察履职情况】

　　1.严把事实证据关，依法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兰某某辩解其离开本地并非逃匿，而是去筹集资金以支付拖欠员工的工资。因本案未查明兰某某到十堰的具体情况，也未查明兰某某及海旺公司名下资产情况，检察机关遂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补充上述证据，同时积极开展调查。经向多名员工调查得知，兰某某从2021年开始出现嗜睡不醒症状，而后返回十堰市休养，但电话、微信并未失联，经公安机关传唤后能够及时到案。经审查认为，兰某某未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区人社局调查，但其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且并未失联，因此不能认定兰某某系采取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后公安机关查明海旺公司账户和兰某某个人账户均无资金，兰某某无转移财产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据员工代表反映，大部分被欠薪员工均在海旺公司长期工作，一致认为兰某某为人仗义，公司经营不善也是客观原因所致，他们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是担心兰某某转移财产，从而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根据2020年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检察机关经综合分析，兰某某的行为不属恶意欠薪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2.开展公开听证，有效化解员工心结。检察机关同步引导劳动者通过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邀请镇党委书记共同上门释法说理，并为解决欠薪难题研究方案，最终达成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的初步意见。鄂城区人民检察院组成刑事检察官和民事检察官联合办案团队，针对是否对兰某某批准逮捕和是否民事支持起诉召开听证会，员工代表和听证员一致同意不批准逮捕兰某某，并同意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

　　3.民事支持起诉，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鄂城区人民检察院查明兰某某公司陷入困难，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虽然没有支付拖欠工资的资金，但名下有土地和资质等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围绕员工要回被拖欠工资这一主要诉求，决定刑民协同履职、一体化办案。民事检察官迅速介入，引导员工首先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确权，防止资产非正常转移。在征得涉案员工同意后，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又及时向鄂城区人民法院支持起诉。2022年6月31日，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中，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能动履职，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联动作用。检察机关要通过沟通协调，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化解民事争议职能与人社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相衔接，共同推动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整治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联席会议，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一体化办案，防范化解劳资矛盾。刑检部门发现相关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且有必要支持起诉的，要及时通报民事检察部门。同时，民事检察部门发现案件中存在犯罪线索的，应主动通报刑事检察部门，使检察机关助力保障民生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筑牢数据安全屏障******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随着数据要素向深度应用拓展，规范数据流动、保护个人隐私、保证网络安全等问题也面临考验。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主持人：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徐向梅

　　数据共享应用成效显著

　　主持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有何特点及优势？我国数据开发利用现状如何？

　　唐建国（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处长）：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一次把数据要素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提出，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表达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主要载体。数据要素，是指经过清洗、加工和治理后，直接拿来可用并具有交易价值的数据资源。用土地作比喻的话，数据要素本质上是一块达到“七通一平”条件、能够在市场交易的“熟地”，也是高价值可用数据资源的代名词。从资源、要素、资产到资本，数据在形态演进中实现价值跃升。

　　从生命周期看，数据可分为零次数据（收集生成）、一次数据（清洗比对）、二次数据（统计分析）、三次数据（研判预测）等类别，具有无限衍生的可能。从自身构成看，数据具有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二元化结构特征。从法律视角，数据分为载体和内容，数据权属可以分解为载体权利和内容权利。从技术视角，数据可分为信息和价值，基于隐私计算技术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可将数据计算价值进行流动。从生产资料角度看，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海量获取、消费中增值、边际成本接近零、在应用中产生价值等特点。利用数据要素，人们可以形成新的洞见，具备超范围协同、超时空预判、精准调控、双向触达等新能力，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近年来，各地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进行制度探索，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出台数字经济或数据条例，对数据的采集、共享、开放、交易等活动设定权利义务，明确了数据具有财产性权益，为数据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制保障。

　　公共数据开放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共享力度，截至2021年10月，已有193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城市平台173个。截至2022年8月，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浏览量累计3.8亿次，公共数据开放总量约59.86亿条，其中无条件开放8496个数据集，约1.48亿条数据，累计数据下载总量突破30万次，有条件开放数据集3555个，约58.38亿条数据，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数据应用方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随申办、浙里办、北京通等App或小程序，通过整合健康服务、市民办事、行政审批等各类业务数据，为百姓提供多样便捷的政务和城市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截至2022年9月，北京通App累计下载量5000万次，累计用户1300万人，月活用户320万人，对外提供5177项政务和公共服务，汇聚576类电子证照1.24亿张。

　　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全国有40家左右数据交易平台。2021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天津等地纷纷成立新型大数据交易所，基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价值流动，创造了“可用不可见”的数据交易范式。北京开展数据资产评估试点，首批试点单位罗克佳华获得北京银行数据质押贷款1000万元，启迪公交成为通过数据资产入股成立的企业法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数据托管服务平台，为跨国企业提供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解决方案。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喻为蛋糕的话，数据就是面粉。提升数据供给规模、质量、流动效率，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一是以政务数据开放带动社会数据开放，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注入源头活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数据开放和获取程度将成为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指数。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推进高价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探索创建“数据特区”，促进多方数据融合应用。加快推进数据交易平台和分布式数据流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引导社会数据高效流动。

　　二是破冰数据资产化改革激发投资热情，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数据从要素向资产和资本的演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源。建议在数据登记、评估、入表、入股、入贷、入统、入税、质押、信托等方面研究相关制度，为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三是以安全合规为底线深化数据应用，降本增效重塑千行百业。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监管模式，实施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聚焦工业数据、感知数据等新型数据资源，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开启数字经济新航海时代。

　　各国前所未有重视信息安全

　　主持人：国际上对于信息安全保护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信息安全领域宽泛，既包括网络空间得以安全稳定运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也包括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中起基础性驱动作用的数据安全，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安全。美国“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之后，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重视信息安全，并在战略设计、技术创新和法规政策上取得一系列进展，其中有不少可借鉴经验。

　　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过《第12065号总统行政令》《关于通信和自动化信息系统安全的国家政策》《转变中的国防：21世纪的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等举措，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渐成体系。近10年来，其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不断扩张，2011年《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并列为行动领域，2021年增强国家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签署、2022年《网络安全战略规划2023—2025》发布，进一步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优先位置。由于特殊战略环境，俄罗斯对信息安全同样敏感，1995年在讨论《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纲要》时提出信息安全概念，1997年《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2000年《国家信息安全学说》为构筑未来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大厦奠定基础。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和法规政策上不断出台新举措，2021年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信息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世纪末美国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保护的政策，确立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此后相继发布第14028号行政令《提升国家网络安全》和《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法》；欧盟高度重视整体层面的网络攻击防御和复原能力，2021年通过《关于欧盟数字十年网络安全战略的决议》，重申为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强大的安全框架的重要性；新加坡《2021年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过程；澳大利亚《2022年安全立法修正案（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进行了新的探索；俄罗斯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防御，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门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禁用外国软件，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产电子元件基地。

　　数据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基础性问题。数据承载着个人、市场主体与国家的大量信息，关系到公民人格权益、市场主体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立法较为碎片化，但联邦和州层面通过专门立法，已形成数据安全保护的制度体系。欧盟特别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通过《数据保护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严密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信任危机，2022年3月美欧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10月美国签署《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措施的行政命令》，12月欧盟委员会启动《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充分性决定草案》推进进程。

　　内容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焦点议题。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美国对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警惕，开始讨论《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对平台责任的豁免问题，2020年签署《防止在线审查行政令》。欧盟、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纷纷出台法律，对社交媒体进行规范，强化内容治理。

　　供应链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产品和服务依赖于供应链，产品的组件和软件来源众多，设备可能在一个国家设计而在另一个国家制造，这意味着产品可能包含恶意软件、易受到网络攻击，而供应链本身的安全漏洞也会影响公司安全基线。美国一直以来重视供应链安全，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的战略设计，关注重点也逐步由灾难性风险转向大国政治博弈风险。2021年美国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进行评估，此后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强调供应链安全。英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投入大量立法、规制和政策资源。

　　信息安全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综合工程，我们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以高水平信息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

　　以法治应对数据安全挑战

　　主持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保护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国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有哪些举措？

　　郭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数据收集、加工和分析，大数据正深刻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也对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首先，随着不同场景中海量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数据侵害来源呈多样化趋势。例如，出入小区时人脸数据不规范采集、网购联系方式遭到营销短信轰炸等，个人数据安全问题遍布日常生活。在人脸识别相关案件中，人脸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当收集程序及后续滥用、泄露风险，将对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大的威胁，案件激起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话题，值得社会各方思考。

　　其次，数据处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数据安全问题。以金融数据为例，一些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缺乏与数据价值创造相匹配的重视并保护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引发了内部数据管理系统不健全、数据泄露或越界使用等问题。从2021年金融监管部门统计的涉数据违法处罚来看，金融机构因“未按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共收到罚单千余张，金额超10亿元。

　　再次，数据安全与数据商业化利用、公共价值创造之间如何平衡。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也并非规范数据产业发展和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终极目的。数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易复制、可共享等特征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数据要素不仅是数字经济深化演进的核心特质，还具有保障社会安全、提升社会福祉、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等多重功能定位。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商业化价值、实现数据要素的公共价值，是新时代数据治理核心命题。

　　最后，大规模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某大型网约车平台公司赴境外上市风波即是典型事例，2022年7月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该公司的处罚。类似地，美国近年来也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制特定领域外国投资的数据跨境流动。一系列数据执法案例表明，数据安全已融入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成为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数据治理的底线。

　　在立法层面，近年来我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保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相继出台，丰富和细化了民法典这一基础性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形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并重、国家数据安全与个人数据安全并重的现代化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行政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行业组织、高等院校、从业机构共同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文件论证、文化建设等方面与政府开展合作，形成了大量数据安全标准、科技伦理指引、数据治理倡议。这些软性约束与法律的刚性色彩相呼应，勾画出数据安全的“柔性边界”。

　　在执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将国家网信部门作为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建立了网信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执法的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体制机制，一系列“净网”“清朗”等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该法赋予数据执法者包括询问、调查、查阅、复制、现场检查、查封和扣押等措施在内的执法工具箱。另外，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入，监管科技已成为高效发现和追踪数据违法行为的新法宝。

　　在司法层面，目前已形成私益与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司法救济体系。违约之诉、侵权之诉是个人数据被侵害时的私益救济方式。不过，由于其举证难度、救济成本、救济效果等方面的局限，使传统私益诉讼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在私益诉讼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设置了公益诉讼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2000余件公益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个人提起诉讼的“行动难”问题，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一道构成数据安全司法救济途径。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主持人：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潜能？

　　李爱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自身价值和潜能日益凸显。为充分释放数据潜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价值挖掘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同时也是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

　　大数据精准分析和科学决策有效促进了教育、医疗、电子商务、工业、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例如，医疗行业通过多部门对个人健康信息、职业、行为等数据与医疗数据关联处理，提供个性化和精细化医疗服务；政府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和开发应用，提高了决策科学性、服务便民性和治理效率，同时提升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动态预警水平，实现了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指数增长。产业方面，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可形成新产业链、新消费、新经济内循环和新服务模式，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竞争方面，我国具有数据规模优势，2017年至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计算机术语，十万亿亿字节）增长至6.6ZB，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从4700亿元增长至1.3万亿元。如果充分利用数据规模优势，提升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未来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带来挑战。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和滥用情况时有发生，数据要素处理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造成社会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担忧，降低社会成员提供个人信息意愿，叠加组织机构之间数据共享与开放壁垒，进而阻碍数据价值挖掘和潜能释放。

　　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既是对数据发展优势的保障，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释放数据潜能的关键，我国在维护数据安全方面已确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以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为立法目标，在促进数据潜能释放方面的基础制度仍供给不足。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构建数据安全与发展平衡的基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确立数据财产权制度。数据是一种财产，应通过设立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对数据财产的法律保护。数据财产权是指合法获得对数据控制的主体享有的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内容包括控制权、处理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些权利的行使受数据所记录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二是构建数据供给制度。构建以开放公共数据向市场供应数据生产要素的制度，公共数据开放应作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侧来源补给的主要手段，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应围绕开放公平、部门职责、开放标准、开放范围、开放类型、开放方式、开放程序、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展开。

　　三是搭建数据流通制度。数据流通是释放数据潜能的重要方式，目前平台交易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有国家级资质的数据交易所，第二层次是由地方政府赋予资质的数据交易中心，第三层次是没有任何资质的数据交易平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根据数据分级和分类，不同类别数据可在相应层次交易流通。

　　四是建立数据治理制度。数据治理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使数据资产化，数据资产化是数据治理目标。建立数据治理制度要从微观管理角度着手，实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包括治理组织架构（决策架构、管理架构、执行架构、监督架构）、权责边界明确的责任制度、安全保障、质量标准等。

　　五是构建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建立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数据需求方获取数据成本高、数据供给方维权成本高和国家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数据源主体准入资格和内部治理结构规制，赋予数据源供给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