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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乐发彩票攻略2022-02-21 17:48

深度｜这份“成绩单”，2023年会更好吗？******

　　文/国是君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经济年报。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天表示，2022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季度增长2.9%。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三季度持平。

　　中新社当天举行“国是论坛：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2022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展望2023年经济走向。

　　白明：外贸增速二三季度有望回升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7%，规模首次超过40万亿元。分季度看，去年一、二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分别超过9万亿元和10万亿元，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至11.3万亿元，为季度规模的新高点。四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保持11万亿元的水平。

　　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外贸专家白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轨迹运行上看，2022年中国外贸走势是“M”形：年初增速较高，3、4月份下滑，5、6、7月份反弹，此后逐级下探。这种情况以往并不是特别多见。

　　他表示，纵向比较看，大多数年份中国外贸不同月度增速不会有太大差距，外贸时而增长时而回落的“M”形走势还不是特别多见，这表明中国外贸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错综复杂。

　　在白明看来，去年中国外贸整体虽然保持增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如去年12月中国外贸增速只有0.6%，且按美元计12月进口、出口额同比均下降等。此外，如果做横向对比，2022年中国外贸增速虽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却低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中国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的越南，这折射出中国外贸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他并表示，2022年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贸易额同比增长7.5%，低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当然这背后有RCEP还没有对全体东盟国家生效的原因，但这也说明RCEP生效是一个“慢功夫”，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贸易转移。

　　谈及2023年中国外贸前景，白明认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外贸反弹需要一个过程，预计外贸回升可能在二季度、三季度。今后应着力夯实外贸产业基础，并对欧美经济复苏态势保持密切关注。

　　赵锡军：金融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金融对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的流动性、社融和贷款等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两次降准为实体经济提供超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1.8%，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1.3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3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6%，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2.0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6689亿元。

　　赵锡军表示，因为通胀压力不大，2022年全年货币供应增速较快，但企业融资需求并不充足。2022年各项经济指标波动性较大。社融总体增速6月份开始回落，此后回落幅度较大。宏观和微观在金融领域表现出较大分化，各种各样政策性支持措施出台后，在微观层面落地、被市场主体吸收消化时存在阻碍和困难。社融和信贷在不同月份表现出较大波动性，其中1月份、3月份、6月份和9月份，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投放量较大。

　　与此同时，赵锡军强调，官方的支持力度在加大，无论中长期信贷、基础设施信贷，还是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信贷、普惠和绿色贷款，支持力度都明显加大。央行结构性的工具越来越多，针对性越来越强。融资成本在去年一年持续下降，这和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去年，无论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启动加息。

　　展望2023年，赵锡军预计，包括消费零售在内的各项指标将总体走向平稳，波动性会比2022年降低很多。2023年扩大内需的切入点是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和提振发展信心。2023年，地方政府要重点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风险可控，中央不会对地方债务兜底。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流动性要跟去年一样合理充裕。

　　王军：当下需要改革、牛市和企业家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需要时间进一步修复，只要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依旧可期。

　　谈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他认为，核心在于增信心和稳预期，可通过三方面工作扭转预期并改善三重压力问题。

　　一是当下迫切需要改革。2023年改革的核心是继续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部分领域要素价格扭曲的局面彻底地扭转过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落在实处。

　　二是需要牛市。资本市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意义已不再局限于简单融资市场或者投资市场，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也是激励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市场，同时也是短期稳预期、稳投资、稳消费的市场，需要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把市场搞活。

　　三是需要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要勇挑重任，勇于创业创新，勇于拼搏奋斗、开拓市场，为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带来更多信心。对此，政府也应在政策、制度、法律、舆论等层面给予企业家更多支持和鼓励。

　　王军还表示，目前，中国需要尽快将经济增长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以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若未来中国能继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大家同声共气往前闯、干事业，相信经过“休养生息”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可期。

　　宗良：从三方面科学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应从三方面来科学地看待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这是多重压力背景下实现的较好增长。如果从全球经济比重来看，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是16.33%，2020年是17.4%，2021年17.7%，2022年保持了基本相当的比重。“从这些方面看，这三年中国经济是不错的，取得这个增长速度很不容易。”

　　第二，三大需求呈现“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中国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宗良称，按照IMF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是极少数增速超过2022年的经济体。而据上述分析，中国消费大幅度回升应是大概率事件，消费不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也为全球有关厂商提供有利发展条件。

　　宗良还提到，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会给相关外商外资带来较好的发展条件，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企业达到公平竞争，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宗良认为，中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协调问题，这为2023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很好基础。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从现在开始触底回升，一季度有所回升，二、三季度增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赵萍：消费拐点已经出现将逐渐回稳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全国网上零售额137853亿元，比上年增长4.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及复工复产，疫情对商业、服务业影响非常大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景气度回升是必然趋势。“我认为中国消费的拐点已经出现，并且将进入上升通道。”

　　她提到，中国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不断强化，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高。而在线上消费实现较快增的同时，线下一些业态，特别是保障类业态增长态势非常稳健。

　　面向未来，赵萍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基础很稳，从各季度、各月份走势来看，持续上升是未来大势。今年全年消费大势应该是逐渐回稳，前景广阔。

　　赵萍同时提醒，在消费市场回升过程中，对商业企业来说，要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加强内外贸融合、加强跨产业融合；在服务对象上，既要关注有更多创新意识的“Z世代”消费者，同时也要注重老龄化社会带来新的消费机遇。

　　倪鹏飞：房地产经历深度全面调整，正接近合理区间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2022年房地产各项指标全面下行，但房地产没有“失速”，下行过程中是有波动的，有时候速度放缓。他认为，去年房地产经历了深度全面的调整，但绝不是“硬着陆”了。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的区间。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从销售端来看，202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3583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133308亿元，下降26.7%。供需两端均相对疲弱。

　　倪鹏飞认为，对于楼市调整要辩证地看。最近十多年来，房地产高位运行是不合理的、不可持续的。房地产调整也是前期政策意图所在，不过，受到外部冲击叠加，调整加深。楼市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风险，如果风险能够得到较好控制，逐步释放，那么总体上，房地产调整其实是积极的。

　　他指出，从总量上看，房地产正在接近合理区间。由于一些长期变量，如人均住房面积、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高位增长了，“我们预判，未来十年房地产以及住房新增部分规模在10亿至12亿平方米左右，匹配相应房地产投资规模”。

　　对于当前房地产风险，倪鹏飞认为，房地产局部风险得到了控制，但是隐患尚未消除。当前，房地产供求形势是向好发展的，这为控制风险提供了条件。2023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冲击，房地产总体走势将是波动性弱恢复，不可能也不应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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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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