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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疫情阴霾，提振各界信心，通关让香港旅游业看到曙光******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组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叶蓝】时隔3年，香港与内地终于迎来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曾经冷清的关口人潮再现，亲人相拥，喜极而泣，口岸运行顺畅，秩序井然。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失去的是3年时间，但对于旅游、零售等高度依赖内地旅客的行业而言，从2019年“修例风波”开始，就已承受巨大压力。
“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全港零售业2/3依靠本地市民消费，1/3是境外旅客消费。在这1/3中，内地旅客的消费占到八成。而过去3年中，内地旅客的数量几乎为零，零售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公司不得不裁员或关闭分店。邵家辉提到，因内地旅客无法来港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珠宝、化妆品及小电器公司。它们曾经受益最多，如今处境也最为艰难。
位于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曾聚集多家药房，这里的龙城大药房一度是内地旅客“必去购物点”，不仅卖药品，也销售保健品和化妆品。附近商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暴发以来，加连威老道的药房接连关闭，往日的热闹不再。《环球时报》记者9日也看到，这一带尚在营业的药房生意一般，一些药房无人光顾，偶有顾客也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顾女士是港中旅在红磡一家门店的员工，她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疫情影响，她所在的门店3年来的内地旅游业务几乎降为零，机票、景点门票等票务业务大幅减少。她说，疫情前，其工作的旅行社在香港有20多家门店，现在关了一半多，“原来真的很忙，以前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你聊，后面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咨询”。在和顾女士聊天的20多分钟里，记者没有看到一个顾客前来咨询。
如今内地和香港终于通关，无疑给香港旅游和零售业打下一剂强心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截至9日下午4时，初步统计落马洲、港珠澳大桥、深圳湾、文锦渡、中港码头和港澳码头，共有28238人次过关，其中入境香港有9198人次，出境香港有19040人次。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截至9日下午6时，已有超过47万人通过网上系统预约前往内地。
立法会议员洪雯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通关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证明复常已经正式起步。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对《环球时报》说，“其他地方的旅客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这次通关令整个业界都很开心，终于可以“走出隧道”。
香港思考如何重新吸引内地客
尽管已看到曙光，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士均强调，内地旅客重返香港需要时间。立法会议员(旅游界)姚柏良对《环球时报》表示，内地旅客赴港旅游不太会出现“V”字反弹，春节期间酒店预订等数据并未明显提升，可能要在春节后才会逐步恢复。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透露，已与内地旅行社方面沟通过，1月不会有内地团到港，2月初开始恢复办团，初期每天只会有10团，每团约30—40人，以来自广东的旅客为主；自由行方面，相信要到2月中旬后才开始复苏，2月底至3月会有较多人访港。
对于香港旅游业而言，重新吸引内地旅客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姚柏良表示，过去内地旅客到香港就是购物，到传统的几个景点打卡，但香港旅游远不止于此，有很多有本地特色或历史故事的旅游资源，未来要转向追求质量。他坦言，“自由行开放后的十几年，旅游业被宠坏了，不需要做什么创新”，但现在必须改变，要依靠会议展览、文化体育盛事吸引游客，同时做好深度游路线。
香港《星岛日报》9日发表社论称，无论如何，8日对香港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标志着香港可以整装待发，连接内地，也标志着香港可以走出疫情阴霾，实现真正的复常。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今年首周港股上涨超过1200点，恒生指数冲上2.1万点大关，通关将重新唤起香港旅游、零售、酒店等行业的生机，提振全球投资者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的信心。
澳门旅游区重现热闹气氛
8日也是澳门放宽防疫措施的第一天，从内地、香港及台湾入境旅客无须再出示任何检测证明，不少饭店及手信店都出现排队人龙。赌场也重现人气，有员工形容这是3年来最热闹的一个下午，虽然忙碌但感到兴奋。
澳门媒体援引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张健中的话表示，业界对春节档期有信心，预计入住率有八九成。他说，春节黄金周以家庭游、度假游、节庆购物游较受欢迎，随着旅客出游信心逐步恢复，目前收到大量有关澳门交通、住宿及旅游产品等查询。澳门休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认为，随着港澳防疫政策放宽，希望春节假期访澳旅客日均超过3万人次。
(环球时报)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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